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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3日，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如往常一样更新了主要鲜活食品参考数字，当日，香港的活猪供应量达到了4725头，猪肉依旧是大部分香港人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材，25岁的基金从业人员michelle准备在这天去超市买上一块猪展肉回家煲汤，而她的妈妈王师奶却想去街市肉档切最靓的梅头肉回家蒸肉饼，因为那天是周末，想全家吃得好点。
比起内地消费者对于猪肉安全的担心，她们更关心猪肉的味道与质量，尽管香港也曾在2012年5月曝出部分猪肉样本内含有二氧化硫的事件，但香港食品安全中心对于相关食用肉信息的及时更新，相关涉事人员将面临的高额罚款、监禁，甚至取消贩卖资格的处罚，让大部分港人相信这是个偶然事件，香港从1998年8月就开始实施的针编号码制度，使每一只会摆上港人餐桌的猪都记录在案，一旦食用安全事故发生，能迅速追踪到具体猪场，找出问题源。
曾被众人津津乐道的“一国两猪”，最大的差异也许就在于质监部门能否准确地把握每一头猪的去向。
猪场主人是海归，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制药专业硕士毕业
从红磡搭着西铁线往屯门方向行进，会发现乘客越来越少，到达元朗的锦上路站后，走出地铁站台会恍然觉得此处不是热闹的香港，而想要到达香港华记猪场还需要再转小巴77K，在绕过了几个山道，最终了解到这里是目的地的原因是铁门内传出的阵阵猪叫声。
没有想象中的恶臭，这样的结果显然得益于猪场主人，陈武池数年前的药厂工作经历，被他用药厂管理方法管理着的猪场隐藏在元朗的青山绿水间，产出放心猪肉供港人食用。
正如曾在香港特区政府服务25年、参与食品安全监测的香港大学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客座副教授梁嘉声所强调的食品安全最重要的一环还来自源头监控，作为食用猪肉的源头———猪场的监督也由此在香港变得格外重要。
陈武池对于香港环保署的来访早已见怪不怪，“几乎每个月他们都会不定期抽查。”如今养猪在香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申请到猪场牌照不仅需要猪长得好，保证它们的动物福利，比如栅栏不能太拥挤，就连排出的水也需符合环保标准，所以陈武池的华记猪场尽量减少水的排放，还着力于净化污水，“环保署的人最喜欢观察经过我们猪场的那条小河，如果清澈，他们检查的步骤会少些，如果污浊则要仔细化验。”
而面前从猪场缓缓流过的河水显然比大部分河道还要干净许多，甚至能见到鱼在里面游动，从英国回港经营猪场十余年的陈武池保持了自己制药硕士的严谨特性，研究着让猪场更少污染的方法，“研究首先当然是为了提高猪的质量，其次也因为如果违规，不仅会有罚款，渔农署还会减少猪准养数量，甚至收回牌照。”同时无论是何目的的来访者在参观华记猪场时必须要穿防护衣和雨鞋避免将细菌带入猪圈。
正因为如此“严苛”的源头卫生把控，香港猪场从曾经的百余家锐减至如今的44家，“虽然大家聚在一起基本都在讨论猪肉价格，很少说养猪的技术，但能确定的是，他们能生存下来，必然也有自己的方法达到环保标准。”
每只猪都有自己的编号，生长特点也被详细记录
比普通猪场多几倍的人手，让陈武池对自己的猪的照顾更有信心，“我们大概有6个人看护1000只猪。”这里的每只猪都有自己的编号，还记录着它们的生长特点，“比如哪只后腿更粗壮，哪只肩膀更多肉，都有详细记载。”
陈武池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好几张表格，分别用来记录猪的生病死亡、配种记录等等，“有这些表格，我清楚知道每只猪的父母，它的生病情况，而它的体型更是在出生前就已经能预测到，因为我们会有意识地将两只猪配种。”
华记猪场的猪这一生就通过这些表格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表格上有它们出生的时间，有记录着它们喝母乳的情况，也会记载下它们在保育室的发育情况，直至离开母猪送到猪栏和伙伴们一起，也因为耳朵边的刺青编号而被清楚地辨认，“猪场的员工会每日巡场，能第一时间发现病猪，并将其隔离出来。”陈武池也表示因为拒绝使用抗生素，猪场里的猪死亡率并不低，“但大部分死亡的猪都是在病猪圈里发现，不会影响其他健康猪。”
陈武池还尝试过给猪发放玩具，让它们保持愉悦，“可惜效果一般，因为会发现猪打架的情况，造成受伤死亡等情况，而宽敞的空间和好吃的饲料也许更能提升猪的幸福感。”所以他为不同阶段的猪调配不同的饲料，“我们猪场会对出产的猪肉负起全责，不能在猪肉出问题后说是饲料内有不可添加的成分，毕竟我们饲料全部是自制的，只买回原材料如粟米、维生素等再自己进行调配。”
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陈武池也尽力为猪们创造了宽敞的生长环境，“一个猪圈会养20多只猪，算下来每只猪都会拥有比它体积大3倍的空间，可以让它在其中奔跑。”这样的举措一部分是为了提升猪肉质量，更因为香港法例明确规定了即便是屠宰动物也该拥有基本的动物福利。
7个月后，陈武池猪场内拥有“族谱”的猪们就基本生长成熟，准备进入屠房了，“从待售猪圈到运输车的距离大概有200米，这群猪们由于平时的活动空间足，所以会兴奋地奔跑过去。”跑完它们猪生最后的200米，它们还要再经过宰前宰后，甚至细菌测验后，最后摆上港人的餐桌。